“129号席锦麟，199号雷飞鹏，252号高荣生，269号李忠……他们都是因为受不了日本人的，最后上吊自尽的。”在凤仪萍珍藏了近70年的“簿”上，详细记录了98个死于日本煤矿的姓名、住址、死因等信息，这些名字，也一直烙在凤仪萍的心里。
1944年，日军将300名中国强掳到位于日本北海道夕张县栗山町的角田煤矿，并他们下井挖煤；就在这处令幸存者不堪回忆的“”，不到一年，有近1/3的中国劳工被、饿死、病死、逼死。
时年14岁的凤仪萍，是这批被掳劳工中年纪最小的一个。他和几位难友一道，悄悄把的信息详细记录在一本小本子上，并最终把这本《北海道角田矿“共荣寮”遇难人名簿》带回祖国。
“我们记录下每一个的名字，就是希望能够有朝一日回到祖国，向祖国人民讲述我们遭受的，也向全世界日本侵略者的！”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，84岁的凤仪萍回忆起70多年前在日本煤矿那段“般的岁月”，至今仍心有余悸，“幸好日本侵略者最终被战胜，我们的也不用再了！”
14岁那年，遭日军强制劫运到日本，在一处煤矿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制劳动，度过长达一年多“”的悲惨生活——那是凤仪萍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。提及那段悲惨的岁月，凤仪萍感慨：“那不是第十八层，是第十九层。”
1944年8月，刚上初二的凤仪萍从上海浦东南汇县横沔镇家中出发，去复旦大学找一名老师，一上重重，他的“证”和钱在伪军检查时被一空。更没想到，途上竟遇到日军，没有“证”的凤仪萍被虹口一个。
“这一拨老少共300人，最老的60多岁，最小的就是我。”凤仪萍回忆道，10多天后，他们这一批被抓的被押上一艘船掳往日本，有两名欲跳海逃跑被抓回，其中一名被日军活活、抛尸大海；在海上颠簸一个月后，船在日本门司港靠岸。“我们又被押上火车，中间也不知经过多少次兜转，才抵达北海道夕张县栗山町的角田煤矿。”
谈到角田煤矿，凤仪萍反复用“”、“”等字眼来形容。他回忆道，在角田煤矿，中国劳工每天凌晨4点钟就被日本监工用皮鞭抽醒，带着矿灯、工具、木饭盒进矿，在狭窄的坑道中打眼、放炮、挖煤。烟尘未散就进去装斗车，直到晚上11点钟，由日本工头检查合格后才能爬出矿井。“我回国十几年后，有时还能咳出黑色的带煤粉的痰。”
中国劳工住的地方叫“共荣寮”，但大家更愿用日语谐音称其为“寮”。“在日本工头的监督下，我们要拼命地挖煤、装车、往外推车，动作稍慢一点就会立即招来，”凤仪萍说，“每次下矿井，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爬出来，有个词叫度日如年，但那时觉得每过一个小时，都像是熬过了一年；说是煤矿，其实比还。”
每每回忆至此，凤仪萍都不禁悲愤难抑，泪水盈眶：“我就这么无声无息被了日本，连我家人都不知道我被抓的事情。等我逃离‘’、再次回到家里，已经是一年多以后的事情了，妈妈因为担心我这个了的儿子，瘦得只剩下40多斤，病倒在床上，已经不清，我回家不到两个礼拜，她就去世了。”
凤仪萍回忆，在角田煤矿，中国劳工每50个人住在一间工棚里，即便在零下40摄氏度的寒冬，日本工头也不允许劳工烧火取暖。天冷得受不了，工友们就挤在一起，用毛毯把自己卷起来；而逢下雪天时，气温常常在零下30—40摄氏度，下矿井时大家不得不把纸片、草和破布扎进单薄的破衣服里，走起来哗哗直响。
“日复一日在矿井里爬，石头都嵌进肉里，皮肤磨烂无药可医，只能看着它刚刚结痂，又重新磨破。我们每天的食物是胡萝卜、土豆和几粒数得清的米。”凤仪萍讲述起角田煤矿艰苦的时说，除了吃得差、穿得差、住得差，中国劳工还常常遭到日本监工的。
凤仪萍最难忘的是侯林生的：“他带伤下井，日本监工。监工用钉锤朝他雨点般敲打，脑浆迸射，鲜血直淌……那天是1945年3月28日。”在凤仪萍的印象中，煤矿的日本监工个个异常，几乎每隔几天就会或逼死一名中国劳工。
中国劳工曾用来日本人的，但失败了，并遭到疯狂报复。“日本工头用绳子把我们绑起来，拖进矿井里，给我们断粮。”由于饥饿、寒冷、劳累、惊吓，以及的，有4名中国劳工先后上吊，还有几十名先后病死、饿死；不到一年时间，这批被掳的中国劳工，就被、饿死、病死、逼死了近1/3。
“我盼望回到祖国，回到家人身边，可遥遥无期，我想到了。”凤仪萍说，无法身在“”的时，他也试图自尽，但被其他的工友及时救下，大家劝他：“这里面就你最小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，回到祖国，把我们这里的告诉国人！”
劳工中有两位小学教师，他们悄悄用小本子记录下先后死亡的难胞姓名，把小本子藏在工棚里一个木板的夹缝中。这两位教书先生不幸之后，凤仪萍接下他们的工作，偷偷记录一位又一位。到1945年10月回国时，小本子上已经记下98位的姓名、住址、死因和劳工编号。
“两位老师去世前我，假如有一天能回国，一定要把这个记录名单带回去，向全世界日本军国主义的。”凤仪萍着和的双重，那时候支撑他活下去的只有一个：他用生命守护的“簿”——这本写有姓名和住址的小。
如今，这份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平民的，正静静地躺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大厅里，提醒人们勿忘国耻。
“大概1945年七八月间，我们发现日本工头的声不再像以前那么频繁，在井下作业的时间也短了许多，每天早上8时下井，下午5时就结束劳动了，有时还能看夕阳。”凤仪萍和他的工友在角田煤矿经历了一年的之后，发现日本监工在中国劳工面前尽管仍旧出言，但似乎渐渐失去了底气。
1945年9月15日，这是凤仪萍难忘的日子，“在那一天，我终于走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，重获新生。”中国劳工接到通知，不用下矿井，在工棚里等着。上午9点，大家被叫到一个小广场上集合，一辆吉普车上下来一个美国士兵问大伙儿：“你们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了吗？”
“我们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一天啊！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的我们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起跪在地上抱头痛哭。”10月上旬，凤仪萍和工友们离开北海道，准备乘船归国。1945年11月3日，船到上海吴淞口岸，“当在地平线上见到祖国的国土时，们跪倒在甲板上，失声痛哭”。
回家后不久，凤仪萍的母亲就去世了，心里悲痛的他再次想到了自尽。“那年春节，我心里太悲痛，想去跳河。突然又想到那么多已经死在里的，他们从本就吃不饱的口粮中让给我饭吃、鼓励我下去，我活过来了，不能死。”
1946年2月，在父亲的鼓励下，凤仪萍又一次走进中学学习。“重返教室，我的手已经不会握笔写字了，拿起笔来就发抖，晚上常做噩梦。为了早日从噩梦中醒来，我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读书上。”每天凌晨3点多钟，凤仪萍就起床站在灯下读书，下课后直到晚上11点多也还在灯下苦学。
1949年，伴随着全国解放的锣鼓声，凤仪萍考进了江苏医学院（南京医科大学前身），并最终成为一位医学专家。多年后回忆起来，凤仪萍不无感慨地说：“像我这样一个九死一生的孩子，没想到最终还能考上大学。”
凤仪萍曾用名凤永刚，1930年12月生于上海，1944年8月被日本北海道夕张县栗山町角田煤矿；1945年11月回国；1949年考入江苏医学院；现为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退休教授，是当年日本强掳的中国劳工中走出的唯一一位医学专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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